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小规模经营国度，“人均一亩三分地，户均不过十亩田”是中国“大国小农”国情的真实写照。

在一些文化人看来，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，并以此对中国的小规模农业经营赋予了一种经典美的浪漫幻想。有多少打拼的城里人在事业不顺的时候会感概：“真想去农村种地！”

What？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人，当我在影视作品或者现实生活中听到有人发出这种感慨时，就会有千万只草泥马从心中奔过。

朋友，你真觉得中国农民很好混，农村很惬意，农业很美好吗？

不知道哪个天才创造了“小即美”这么一个充满了浪漫气息的概念，但对中国农业而言，规模的“小”不但不美，而且是一个灾难！

如果中国农户的平均规模不是10亩，而是一些欧洲国家的600亩，哪里还存在什么“三农”问题和3000万的农村光棍儿。

规模过小，安心种地者，可以保命但不足以持家，不安心种地者，农业经营变成了副业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可以通过高价值农产品的种植获取较高的收入，但就整体而言，户均十亩难以保证农民有足以养家的收入。因此，兼业化、撂荒、农村空心化、候鸟型迁移、老龄化、留守儿童等问题全都出来了。

也许会有人讲，既然有人可以种植高值农产品获得较高收入，让所有农民都种植高值农产品，农民平均收入不就都增长了吗？这种观点犯了“加总谬误”的错误。应该都听说过蔬菜水果滞销的新闻吧。少数人种蔬菜水果可以赚钱，都去种还能有人赚钱吗?农产品的基本特征就是需求弹性相对较小，无论是需求弹性、收入弹性还是生产弹性。

为什么中国农业户均规模这么小？那是因为我们命不好。

我们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小规模经营的。战国时期，哪个整天喊着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”的夫子曾经曰过，当时的农户“一夫挟五口，治田百亩”。汉景帝时期，那个被自己主子无奈腰斩的汉子也曾说当时的自耕农“五口之家，能耕者不过百亩”。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经营规模不但不小，还达到了家庭经营能力的上限。

两千年的历史当中，除了极个别时期因为豪强掠夺导致有的农民无地之外，大部分时期都是人丁不足，直到满清入关。

辫子兄占了华夏，但没亡我血脉。清末民初时，各种专业黑辫子的段子手不断出现。但平心而论，老百姓在那两百年多年日子还是不错的，起码要比以前强。想知道当时老百姓日子过得咋样，不用穿越回去，看看人口数据就够了。

1700年到1850年的一百五十年间，中国人口从1.38亿增长到4.12亿，增长了近两倍。在之前有记载的两千多年中，如果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能达到满清的治理绩效，估计1958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就不是6.02亿了，很可能是16.02亿。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党光说人家满清不好，老百姓用生孩子的方式表达了反对意见。

另外一个悲剧是，从1850到1950年的一百年中，中国并没有出现欧美国家式的工业革命，工业和城市人口增长不多，绝大部分人口依然挤压在有限的耕地上。1978年，中国人口增加到9.6亿左右，是1850年的2倍多，但国土面积并没有增加（可能还减少了），人均耕地怎么能不进一步减少。

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工业化进程（严格地讲，应该加个“之一”），由于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，中国人口迁移的速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，大量人口被挤压在农村。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8亿左右，到了2018年，农村实际人口还是8亿左右。

1978年占劳动力总量70%的2.8亿农业劳动力创造了国民财富的30%，2017年占劳动力总量27%的2.1亿农业劳动力创造了国民财富的7.6%。4.5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财富赶不上一个非农劳动力创造的财富，你让农民怎么能不穷？怎么能不穷？

有人讲，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不是很大部分来自政府补贴吗？给农民补贴不就可以啦。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万能主义思维。补贴农民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补贴是要有能力的。别说中国政府没法通过补贴让中国农民过上好日子，你把亿万富翁特朗普拉过来，他也做不到。

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和农业收入占比相差不大，因此转移支付压力并不算大。而中国恰恰相反。根据上段提到的劳动力和国民财富比例，要想让农民达到社会平均收入，起码需要把国民财富近20%的份额（27%-7.6%）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拨给农民。让全国非农居民上缴占其收入20%的农民转移支付税，你愿意吗？

说到这，可以给结论了：中国农业发展的希望，农民变富的途径只有一个，就是进一步减少农民，其他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。农民的希望不在“希望的田野上”，而在钢筋水泥的城市，在于流水线，或者996。

认识不到这一点，任何试图把农民圈在农村的政策，无论如何规划，如何振兴，农民还是穷，农业还是弱，农村还是很危险。